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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美国全年的电影票房约77亿美元，而当年的中国电影票房是9亿多元人民币。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整十年，当年逐步开放中国电影市场的承诺，曾经让电影人充满恐惧地等待“狼来了”之后的景象，却不想在入世的十年中走出了从未想过的变局。就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将爱》《武林外传》等几部影片的票房轻松过亿，“过亿”对于如今的电影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神话了。
2000年，美国全年的电影票房约77亿美元，而当年的中国电影票房是9亿多元人民币。
反差如此之大的数字对比，让当时的无数中国电影人对美国的电影市场眼红耳热，也不得不对国内电影产业的稀疏寥落慨叹不已。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10年之后的2010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成绩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乐观者更预期，下一步会达到年票房200亿。
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整十年，当年逐步开放中国电影市场的承诺，曾经让电影人充满恐惧地等待“狼来了”之后的景象，却不想在入世的十年中走出了从未想过的变局。就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将爱》《武林外传》等几部影片的票房轻松过亿，“过亿”对于如今的电影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神话了。
十年的光影之旅，国内票房市场从寂寥到沸腾的改变恍如隔世，十年来，沈阳人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走过了怎样千回百转的旅程？
李富林，黑龙江人，青年时代参军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兵，1966年开始作为部队电影放映员，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人生。此后，先后任放映组长、机师，负责沈阳军区的放映管理和技术培训，直至沈阳军区军影站站长。
1992年他转业分配到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先后任基建办主任、银泰影院经理等职务，主持建设改造了星辰梦幻影都、银泰影城等电影院，作为电影公司总工程师，见证了沈阳电影由低谷再次崛起的岁月变迁。2006年退休后，他继续帮助其他影院建设，并对电影市场进行考察，如今致力于在沈北虎石台地区开设东北地区第一家建在乡镇的多厅电影院。
“沈阳电影的第一个分界线，是1987年。”坐在记者对面的李富林，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他曾经多年在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干了大半生有关电影的工作，也用自己的岁月见证了沈阳电影事业的发展。
“1987年之前，中国电影火爆到什么程度？一句流行的话是有8亿人民就有8亿观众。那时候，但凡放电影，妇女抱着婴儿、大人小孩搬着板凳去看，从大城市到乡村，无不涌动着这样的观影热潮。”
李富林就是在这样的热潮中成长起来的，从12岁自己在玻璃上画小人、然后用惟一的家用电器手电筒照着给自己放电影玩开始，他的心愿就成了“长大了能自己放电影该有多好”。
机缘巧合，后来他到了部队，真的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就像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主人公，那些在转动中带来神奇影像的胶片被他视若珍宝，从1966年到1992年，他从一个普通放映员开始做起，整整做了26年的时间。
那时候，李富林所在的流动放映队每周放一场电影，他曾带队参与放映了《庐山恋》、《小花》等国产片，也有外国引进的《追捕》、《叶塞尼亚》等。那时的他们大概也算是最受欢迎的人了，每每放过之后，所听到的老百姓说话都是在模仿电影台词。
1987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可以算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观众是如此热情，以至于很多电影人直到如今还在念着那时候的好时光。1987年之后，电视日渐普及，电影尚没有进入改革日程，李富林所在的放映队，从原来奖金高于工资的状态，忽然变成了发不出工资，变化之瞬息，几乎可以称为“一夜之间”。
那时候，电视剧成为观众新的追逐热点，《上海滩》等电视剧火爆一时，人们可以在家里吃着瓜子抽着烟，边看电视边聊天。相形之下，电影在那个时代，还是冬天冒严寒夏天冒酷暑的“苦差事”，日渐冷落之趋势也就显而易见了。
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沈阳电影院，萧条零落之景象令人心酸。从1992年起到省电影公司工作的李富林回忆说：“最困难的时候，东北电影院接近2000人的大厅，一天下来竟然只卖出了5张票。影院靠票房收入养活不了员工，于是穷则思变，‘三产’的概念被提起，当时这也是社会潮流。东北电影院搞了个小百花舞厅，当时在太原街是小有名气的；光陆电影院在一楼卖服装和皮货，还有的电影院开了饭店，北陵电影院卖墓园，果然是光怪陆离。还有一些电影院改头换面成了录像厅，当时还没有VCD等设备，只能利用录像带加投影或者大电视，放一些香港流入的片子，也成了当时很多电影院的生存之道。”
于是，社会上发起了广泛的呼吁：改善影院的环境，把观众请回来。这个口号提出了约十年的时间，然而实际情况却未见改观，资金仍旧是困扰电影人的主要问题，而对于观众而言，电视的如火如荼与电影高票价的寥落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分析这一阶段的原因，李富林认为，原因有三点，“其一是影片生产，国产片质量不高，缺乏资金，没有叫座的大片，而进口片片源较少；其二是放映场所老化，没有改造环境的资金，放映设备陈旧；其三是观众的消费能力，钱少，票价高涨。”
“走出去”是李富林对新世纪辽宁电影的概括，“因为从那一年开始，我们为了试图寻找出路而把目光投放到全国。”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电影业在开放的传媒业中首先冲锋，中国电影对内的院线制改革也在同时代悄然间兴起。
“最初电影的放映以区域为划分，省电影公司具有一部分行政职能，管理省内的电影发行渠道。”李富林说，“改革以后的院线制，以资本为纽带，院线拥有遍布全国的影院，改造影院成为可能，而其直接对制片方与观众，有效地把握了市场需求。”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改革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电影院里出现了观众回流的现象。2002年，张艺谋的商业电影《英雄》上映，当时的专家们对此电影在艺术内涵上的看法褒贬不一，但近10年之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那部电影，以及张艺谋后来拍摄的《十面埋伏》、《三枪拍案惊奇》等作品，不难看出张艺谋已经彻底脱离了文艺电影的路线，而完全投身于商业电影之中，那些给出“张艺谋在走下坡路”的判断，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说不无道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答案无法否定正是那部《英雄》，在最开始直面了市场的考验，把整个中国电影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商业和市场彻底开始颠覆并重建电影产业。
改革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电影院改造。早在2000年，李富林所在的省电影公司开始改造星辰梦幻影都，这是东北地区首创的多厅电影院，此前的电影院在人们的记忆中只是一个大剧场而已，多厅的改变为改革后片源增加做好了准备；第二年9月，李富林又亲自参与设计、经营和组建了银泰影院，这又创了一个记录此前，人们印象中的电影院都是自成一体的，银泰影院成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建在商场里的电影院。这两个当时看似奇特的变化，却成为此后十年电影院的一种常规认知。
“优质商业电影生产增加，引进外国电影增加，观影环境提升，观众消费意愿养成，整个电影产业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李富林说。
十年，变化或许可以通过这组数字变得直观：2000年国产电影只有83部，2010年突破500部；2000年国产电影的票房只有4.6亿元，2009年达35.1亿元；中国电影院在2000年是1000家，2010年近2000家；全国电影银幕2002年是1019块，2010年达到了约5000块。而这改变的过程，自然是充满艰辛的。
“你知道在《英雄》之前，让老百姓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有多不容易吗？”李富林回忆影院改造之初的情景，“2002年，银泰影院依托的商场停业了，我们曾经卖过5元看4部电影的‘一票通’，可还是没有人来。于是我们又创新，想出了卖团体票的办法，销售员走了好几天只卖出了50张；第二个销售员到辽大挨个儿宿舍问，走了40多个宿舍，才卖出了8张票……”讲述者的回忆中，当年如同一个笑话，但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
2003年，沈阳的电影市场逐渐感受到了温暖，只是这温度尚不及把沈阳电影人的心烙热，新的危机又现，因为“狼来了”。
“狼来了”刚刚加入世贸不久的中国市场，每每想到或遭遇强大的竞争对手时，都不得不以这样一个词汇来展示对自身的忧虑和窘困。那时因为有相关的保护条例，国外的“狼”还属遥远，特别是在电影产业上，来的“狼”反而是国内的同行，院线制带来市场，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竞争。2003年，有着上海联合院线为依托的永乐影城进军沈阳，其在上海滩电影界已经打出自己的天地，对于这样的入侵“狼”，刚刚感受到一点温暖的沈阳电影界又感受到了冷风习习。
永乐影城依托新玛特商场入主中街，感受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光陆。当时光陆一年的票房大约800万，永乐的汹汹来势让悲观者想到了洗牌，让积极者燃起了斗志，鱼死网破貌似不可避免。而一年之后的结果却是出奇的平静：两家影院都经营良好，谁也没抢走对方的饭碗，反而是日渐培养起来的电影市场让两者都吃得饱，且共同创造着沈阳节节高升的票房成绩。
而此时的市场，仅仅是刚刚开拓而已，还可以分享的容量更是大得惊人。正是看到了这个事实，大规模的影院建设全面爆发。“全国的影院，从2000年到2009年，收益从9亿到63亿，去年更是超过100亿；影院的建设速度，2008年全国大约有4000块银幕，平均一天新增一块，一周新开业一家影院，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天增1.36块，4.5天开一个新影院，而到了2010年，平均速度是一天增加2块，一周有两个影院新开业。”李富林说。
沈阳的观众对这一变化有更直观的感受，“原来看电影就去中街、太原街，现在哪儿都有电影院了。”家住三好街附近的一位市民这样说。
目前沈阳的十余家影院，分布于太原街、中街、浑南、长青、青年大街市委附近、沈阳北站、铁西、三台子等地区。同时，影院的投资渠道也日趋多元化，国企、民资、外资，而万达等影院的投入使用，标志着房地产商进入电影业。据悉，今年还将有成龙、七星等三家影院开业，怎样的一个市场，能引来如此聚焦的目光？
“市场远远没有饱和。”这是很多业内人士对目前沈阳电影市场的看法。根据以往的数据显示，人均拥有的银幕数计算，天津平均每6万人1块，北京、上海已经达到每1万人1块，沈阳按700多万人口算，大约平均11.7万人有1块银幕。
因此，内部人士依旧认为，此时此刻的沈阳电影业，仍旧处于一个好的发展机遇中，因为观影者的习惯已经在十年中被培养起来，电影院不再是电影发烧友或者情侣的专属产品，而是大众消费场所，成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但问题并非没有。十年来商业电影火热，而文艺片等小众电影被冷落，甚至没有可以放映的场所；一些商业大片带来票房也带来了骂声；电影院分布集中在大城市，二三线城市还是空白。
未来，全国电影业的目标是达到10万块大银幕，而我省也特意下发文件，希望将我省打造成电影生产大省和电影产业强省，特别是让农村的电影建设迅速发展，“2012年底前，每个市所辖县（市、区）至少建设改造一家数字影院；2015年底前，所有县（市、区）都要完成建设改造数字影院任务。”李富林说。
有关部门的想法是，届时城市里不但有商业大片的放映地，一些小成本影片也有机会走进院线进入放映厅，因为数字机不会再受到拷贝的限制，这些影片可以不仅仅在一线城市放映，二三线城市也可以同步上映；而在农村，老百姓可以免费或者以较低的票价观看到一些公益片或者商业片。届时，文艺电影以及小成本影片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些年商业电影以炒作制胜而缺少文化内涵的指责，也会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得到相应改善。
改变正是在这样水滴石穿般地进行。如今的李富林致力于在虎石台地区开设新影院，以加盟中影集团院线为依托，这一次他所创的记录是东北地区第一家建在乡镇的多厅电影院。以往由院线主导的市场多集中在一线城市，小城镇由于没有拷贝，无法在第一时间放映最新的电影，于是就有了几年前周边城市的影迷组团来沈阳同步观看《阿凡达》的新闻。在这样一个电影大发展的时机下，李富林愿意响应国家的号召，尝试第一个把电影市场推进到乡镇地域，并对此充满信心。
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引进片的进一步开放也是势在必行，未来的竞争，也将不止于国内，结果如何，即将到来的是“饿狼”还是“灰太狼”？
也许下一个十年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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